康熙五十三年九月，经清查，湖南各州县尚有荒田余顷，“各属士民，无不踊跃争先，愿为开垦。”湖广总督额伦特等请求六年后，仍照下则起科纳税。圣祖从之。截止到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其他各省情况，大体如此。土地增加，人口也增加，这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清朝官方的统计，即使不够准确，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以康熙五十年为例，自该年始，丁口为常数，滋生人丁不计入纳税范围，该年人丁为口，至康熙六十年，每年丁口都在余万至余万之间，上下摆动，不过相差数十万，其增加数都统计在“滋生人丁不加赋”以内。康熙五十二年首记本年“滋生人丁”为口，次年，增至口，几近一倍。到康熙六十年，达到口。在将近十年中，新生人丁增长了七倍多！
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准确。主要是农民、富户不愿多报丁口，隐瞒不报，在在皆有；其次是地方官并不认真统计丁口，漏报者也大有人在。但可以肯定，丁口总的趋势在增加，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以上所列统计数字，为丁口之数，还不是全国户口的总数。清入关后，把人口与赋役合并统计，即只统计纳税人的丁口数，而不统计全国的户口总数，这就给我们统计清初及“盛世”初期的户口带来颇多困难。
有学者研究认为，康熙三十九年，全国人口约为1.5亿；还有的认为，顺治六年，全国人口已在1亿至1.5亿之间。后者估算过高，是不足信的。综合各家之说，认为在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全国人口在万左右，至康熙三十九年约接近1亿。在进人“盛世”之际，或以康熙五十二年前后统计，应达到1亿人口或稍多一点。这一时期的人口，已接近明代全国人口最高的年份即万历二十八年所统计的1.5亿左右。
清初以来特别是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每遭遇长期战乱或持续的自然灾害，人口就明显地减少。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安定，无灾无害，统治者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时。人口就明显增加。
自清初到康熙五十年前后，由大乱而达到大治，其中，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后，又赢得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宣布滋生人丁不加赋后，人口的发展尤为迅速。这正是“盛世”的一大突出景象！
士得数额的统计，一在《清会典》，一在《清实录》，但两书所记略有差异。现今史家都惯以前者的统计为准。前已引证了康熙二十四年的土地数额，同顺治十八年相比，增长显著。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盛世”时期的土地数额，并未超过甚至低于明代土地最高数额。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按现今通行说法，以雍正二年为准，引证《清会典》的记载，其土地已达到万余顷，如果再加上未计入的军漕屯田40万顷和内务府官庄与八旗屯田17万顷，还有各省“学田”与“在官地亩”，总数已达万顷以上。如按《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六十年，土地达万余顷。这两个统计数字，大体接近，实际已超过了万历初年的水平。
对康熙及雍正、乾隆三个时期土地数额的不同认识，实际反映了我们对“盛世”生产水平的不同估价。在某些学术著作中，大量引述康雍乾三朝一些地方官虚报垦荒数的记载，以及三帝对此类事的批评。这种虚报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是，由此便得出结论：清初至中叶的垦荒数皆为虚数，尚不及明万历时期，这就难以令人置信。
首先，一代政权的确立特别是政权的巩固，必有赖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世祖、多尔衮，到康雍乾三帝对此皆有切肤的迫切感，他们制定鼓励甚至强制性的政策，大力实行垦荒，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朝廷的垦荒政策同农民的根本利益有一致性，因而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其结果，必然是一事实上也是，已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垦荒运动”。对此，不能低估，更不能视而不见。
其次，一般来说，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是成正比的。清初以来，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是鼓励人口的生育。农民为养活自家人口，就必须努力耕种。在这种自身需要的驱动下，多垦荒，多的土地，便是唯一解决生计的办法。如果人口迅猛增长，而土地未增加，甚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万历初年，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康熙五十一年，山东人民到口外垦荒已达十万余人。
土地的增广，带来了粮食及其他经济效益的增长，封建国家的财政才会得到根本保证。自顺治初期财政的窘况，到康熙时的富裕，正是耕种士地面积扩大、农业连年丰收的写照。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也说：“比来屡岁丰登。”农业连年的好收成，给国家积累了财富，故有实力屡次蠲免钱粮。
据载，康熙六年，库存银仅万余两，至十二年吴三桂叛乱时，国库存银万余两。从三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共30年中，每年库存银都在万~万两之间，最高时达到万余两。这些财富的积累，毫无疑问，皆赖农业生产的发展。自康熙五十年为始，全国周免钱粮一次，加上此前此后各省各地区稍一受灾，即予蠲免，累计所蠲，何止亿万！
如果国用不足，岂能行此善政？又怎敢决策新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与明末不顾百姓死活，频频加派，超经济的搜刮，如天壤之别！若果如某些学者所说，康雍乾三朝垦荒成效不大，多属虚数，那么，累年库存银增加及蠲免之巨，又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分析问题，应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切忌主观，更应摒弃偏见。
清朝在稳步进入“盛世”之际，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也应给予重视，这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兴建。如今，矗立在河北北部承德市内的避暑山庄，不仅是清代也是历代以来国内仅存的一座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和宗教场所。它的兴建，与“盛世”的出现息息相关，它既是“盛世”文明的产物，也是“盛世”的一个象征。
兴建之前，这里原是热河上营和热河下营的村落，人烟稀少，十分荒凉。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圣祖把注意力转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