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清一代，承德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坛庙，分布范围广泛，类型多样，但保有“杂而有序”之特点。清代承德的坛庙建设，反映了当地官民的信仰特点，其中最突出者有三：*府导向下的文神、武神信仰；重农思想影响下的农业神信仰和儒释道杂糅的多元化信仰。承德独特的坛庙文化是其浓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承德坛庙多数已遭毁坏，现存的诸如文庙、关帝庙、城隍庙、魁星楼等坛庙更需要我们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使之在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地方历史、打造国际名城等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代承德；坛庙文化；官民信仰；保护开发
在历史上承德地区长期“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康熙《溥仁寺碑》语），发展殊为缓慢。至清代康熙帝建设避暑山庄始，在朝廷*治力量的加持下，承德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一跃而成为塞外一大都会，*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文化上观之，承德虽地处塞外，实与内地紧密相连，浑然一体，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与传统祭礼有关的坛庙在承德大量出现。这些坛壝的建置，体现了关内关外文化一体同根的特点，也是儒释道文化交融的结果。
《溥仁寺碑》局部
一
承继与发展——清代承德坛庙的建置概况
坛庙为祭祀场所，与传统礼制密不可分。《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简言之，凡于国于民有益之事与人，均需祭祀。礼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大事。清朝*府建立后，对前代礼制进行了继承与改革。自顺治始，已有十分完备的礼制，并在全国范围内颁发礼书，为民轨则。康熙朝编纂《日讲礼记解义》，乾隆朝编纂《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等与礼制有关的书籍，均足以表明清朝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前代礼制，也深晓礼制对于治国牧民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清代逐渐恢复了一些因战争而废止的坛庙祭祀，也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一些新的坛庙。如清初定制，祭祀分为三个级别：“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2]其后又有所调整，在制度上则更趋向完备。同时，朝廷下旨，“各省所祀，如社稷，先农，风雷，境内山川，城隍，厉坛，帝王陵寝，先师，关帝，文昌，名宦、贤良等祠，名臣、忠节专祠，以及为民御灾捍患者，悉颁于有司，春秋岁荐。”[2]可见，国家对祭祀之事极为重视，同时又有所调控。在国家的提倡和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大量建置坛庙。
祭祀器皿
“古者有封建即有坛壝，境内之祭不以域外而忽。”[3]清代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坛庙以供祭祀，边远偏僻地区也并不落后，如*、承德等地，建造坛庙的步伐与内地基本一致。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兴起等因素，承德也逐渐恢复并修建一大批坛庙，供奉对象名目繁复，有自然神、动物神、人神以及众多有名或无名的神仙精怪，可谓五花八门，难以统括。据《热河志》、《承德府志》等文献记载，清代承德地区坛庙数量众多，但多数记载语焉不详，为详细了解清代该地所建坛庙情况，兹据地方志书及本地学者论文将一些尚能提供线索的坛庙载录于下表，以便睹其概貌。
清代承德坛庙概况统计表
此表依据《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而作，并参见兰晓东《承德寺庙概览》。
综观上表，清代承德坛庙主要分为敕修、官修、民建以及僧建等几种类型，分布范围广泛，体系较为庞杂，细酌之则隐然可见其“杂而有序”的特点。[4]从崇祀对象观之，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其一为具“安邦土”功能的神祇，有关帝、城隍神、土地神等；其二是寓“化人民”神职的神祇，包括孔子及其陪祀、文昌帝君、魁星、名宦、乡贤等；其三是以“保衣食”为目标的神祇，如神农氏、厉山氏、后稷氏、土地神、五谷神、风、云、雷、雨、山川之神以及龙王、水神、雹神等；其四是以“护行业”为中心的神祇，有马神、药王、酒仙、鲁班等等。从数量上来看，承德关帝庙数量居首位，这一点与全国各地一致。清代关帝信仰达到顶峰，“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3]正是源于国家的提倡，承德地区才会出现多座敕修的关帝庙，以突出关帝“守土佑民”的神职，此外尚有诸多民建的“老爷庙”，以供民众祈福崇拜，表达日常生活的诸多诉求，如祛病除灾、延年益寿等愿望，可见关帝信仰世俗化倾向较为明显，关帝的神职也远远超出其安邦守土的范围。
古建筑寺庙设计图
若对清代承德坛庙作历时的考察，可见众多坛庙建置时间集中在乾隆、道光年间，如道光八年建设坛庙数量可观，有先农坛、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文昌庙、魁星楼、名宦祠、乡贤祠、节孝祠等，都是在承德知府海忠的主持下修建，以敕修和官修为主。清代承德坛庙数量大，分布广，但大多数坛庙毁于战乱，于今早已无存，成了城市历史文化中的一大憾事。
二
神祇与崇拜——承德坛庙所反映的官民信仰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清代承德地区大量的坛庙建设，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官民信仰，并呈现出其自身特点。
（一）*府导向下文神、武神信仰
在承德地区众多的坛庙中，关帝庙主要以“安邦守土”的作用伫立于热河大地，文庙以“教化润民”为修建目的，其中供奉的神祇分别是承德地区“文神”、“武神”之代表。这两类坛庙的建设，实际上均离不开*府的导向。
承德当时地处塞外，“前代声教所不及，边关之氓不见通都大邑礼乐威仪之盛非一日也”[3]，但是由于当地独特的景观与地理位置，受到了康熙帝的青睐，经过康熙、乾隆等统治者的建设，承德俨然发展成为塞外一大都会。这段历史，在乾隆四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的碑文中有载：
自圣祖肇启山庄，成都成邑，朝宗辐辏，万国会同；我皇上觐扬光烈，四十五年以来开辟疆宇二万余里，自蒙古诸王公、喀尔喀及四卫拉特、回部诸藩等，莫不倾心托命，奔走俯伏，来享来庭。于是承德为古北口外一大都会，将山川灵淑之气蕴于古而发于今耶；抑天眷有德，圣天子赫声濯灵，“薄言震之，莫不震叠”者也。夫制礼以作民敬也，立庙以作民诚也。[3]
诚如碑文所载，经过康、雍、乾三世的建设，承德地区*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地发展，礼乐之兴刻不容缓，清廷于乾隆四十一年动工修建文庙，以期立教化民。文庙是祭祀先师孔子的场所，陪祀者是孔门诸多弟子（颜子、子思、曾子、孟子等）以及历朝历代之纯儒（董仲舒、诸葛亮、陆挚、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程颢等）。热河文庙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所祀对象与京师及曲阜文庙一致，建成之时乾隆皇帝正驻跸热河，亲自参加释奠礼，并做诗纪念此盛事，诗云：
圣祖於斯避暑曾，养恬乐利被黎蒸。闾阎此日较前盛，礼乐百年以后兴。爰建庙堂欣庆落，载因释奠仰依凭。菁莪雅化捷影响，已有庠间俊秀升。[3]
乾隆皇帝在诗文中既肯定了承德地区的飞速发展，也表明了此地需要复兴文化的急迫程度，文庙设有专署来教化当地民众，对儒家礼乐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继而为国家甄选人才打好了基础。文庙的建置，是统治阶级立教化民导向下的产物，归根结底是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尊崇，借祭祀先师来达到教化与培养的目的，为地方文化服务，因此我们可视之为文神信仰系统。
关帝庙
与此同时，在*府导向下还建造了一批有特殊意味的坛庙，而关帝庙就是其中一种。清代学者梁章钜《楹联三话》卷上“武庙戏台联”条云：“相传每朝之兴，必有尊神为之护国，前明为岳忠武，我大清则奉关帝为护国。二百年来，武功之盛，震叠古今。神亦随地显灵，威震华夏。故朝廷尊崇封祀，漾溢寰区。”[5]-梁氏一语道出了清代统治者对关羽最重要神职——护国神的认定，这也是清代神州大地大肆建置关帝庙的重要原因。[6]3根据文献记载，承德地区在清代建造了大量的关帝庙，其中简易者为民众自发建造，规模宏大者为敕建。乾隆四十三年，敕令重修丽正门右侧的关帝庙，“改易*瓦，殿宇崇闳，规制大备。”[3]梁国治在《关帝庙碑记》中对动工的目的以及工程历时等进行了记载：
庙貌之成，可以见国家裒崇忠义，凛乎纲常名教之大焉，可以使远近更易观听，动其严威俨恪之忱焉。秩祀之修，庸可已乎？工经始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越明年五月工竣，凡用银五千八百九十三两有奇。新庙既成，文武吏士邦人咸喜，而蒙古外藩岁时朝觐者亦得展礼庑下，以申畏神服教之诚，以昭文德武功之盛。[3]
这段资料，清楚地说明了敕修关帝庙之用意，借褒扬关帝之忠义，起教民化俗之功用。关羽作为西蜀大将，他勇冠三*，义薄云天，应该说在他的辅助下，刘备才能成就其三分之一天下的功业，所以长期以来，关羽在民众心中一直是以保国护君的形象流芳后世。因此，清代关帝崇拜达到顶峰以后，关帝庙的修建本身就是以护国、护城为主要目的，雍正十年在承德西南街修建的关帝庙，匾额即为“忠义伏魔”，这四个字的寓意不言而明。同时，清廷于每年春秋及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已成定制。虽然大多数关帝庙以*府导向为主，但实际上关帝信仰在民间的影响十分广泛，韩国学者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随使团入清，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记载：“关帝庙遍天下，虽穷边荒徼，数家村坞，必崇侈栋宇，赛会虔洁，牧竖馌妇，咸奔走恐后。”[7]根据一些发愿文内容来看，关帝除了作为“武神”护城以外，还可以满足普通民众所发祛病消灾、增财增寿的祈愿。可见，关帝信仰在清代达到了官民的高度统一。
（二）重农思想影响下的农业神信仰
我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素有“重农”的传统，先秦典籍中早有重视农业的记载，《诗经》中就有关于“春祈秋报”、“藉田”等祭祀礼俗的记载，如《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8]这首诗描写周王春祭以后，率百官及农夫播种百谷的场景，这就是藉田之礼的记载，体现了统治者重农重民的思想，同时也表明农业对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从早期的祭礼发展而来的对自然山川之神以及其他农业保护神的崇拜，是中华民族重农重生思想的体现。清代，全国各地修建大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坛庙，正是这种思想的延续。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措施，如天聪九年“禁滥役妨农”，崇德元年“禁屯积米谷，令及时耕种”，重农贵粟*策自此开始。顺治十一年，定每年的仲春亥日举行“耕耤礼”，场面阔大，十分隆重，兹引录文献于下：
帝亲飨祭献如朝日仪。毕，诣耕耤所，南乡立。从耤者就位。户部尚书执耒耜，府尹执鞭，北面跪以进。帝秉耒三推，府丞奉青箱，户部侍郎播种，耆老随覆。毕，尚书受耒耜，府尹受鞭。帝御观耕台，南乡坐，王以下序立。三王五推，九卿九推，府尹官属执青箱播种，耆老随覆。毕，帝如斋宫。府尹官属、众耆老行礼。农夫三十人执农器随行。礼毕，从府、县官出至耕耤所，帝赐王公坐，俟农夫终亩，鸿胪卿奏礼成，百官行庆贺礼。赐王公耆老宴，赏农夫布各一匹，作乐还宫。[2]
清初的藉田之礼，实际上是继承了前代的礼制，并逐步完善，由帝王而百官再而农夫，这种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与农业关联最密切的是先农坛的重兴，始于雍正四年，缘当年藉田内的嘉禾一茎多达九穗，视为瑞兆，于是雍正谕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礼，天子耤千亩，诸侯百亩。是耕耤可通臣下，守土者允宜遵行。俾知稼墙艰难，察地力肥硗，量天时晴雨。养民务本，道实由之。”同时下令，“顺天府尹，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各立农坛耤田。”[2]-
民为邦本，农为民本，大量与农业相关的天神地祇的出现，体现*府及人民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对“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清代，承德地区除社稷坛、先农坛以外，还建有风云雷雨山川坛，风、云、雨诸神属于天神，顺治初年“配飨圜丘，并建天神坛位先农坛南，专祀之”，又雍正六年敕建风神专庙，“岁以立春后丑日祭”。雍正七年，因又云师、雷师尚阙专祀，所以在“西方建雷师庙，祭以立夏后申日。东方建云师庙，祭以秋分后三日。”同时“赐号云师曰‘顺时普应’，庙曰‘凝和’；雷师曰‘资生发育’，庙曰‘昭显’”。[2]从赐号的名称来看，无一不是寄寓了美好愿望。与此同时，龙王、河神等掌管“水”的神祇，也是官民崇祀的对象，气候干旱时可以祈祷甘霖，雨水多时又祈祷无灾，这种朴素的信仰之后，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存需要，是历代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众多与农业相关的俗神，构成了官民信仰的重要部分，也是“农为本”、“重稼穑”的具体表现。正如孔颖达《毛诗正义》中总结的：“民之大命，在温与饱。”
（三）儒、释、道杂糅的多元化信仰
综观清代承德地区众多的坛庙以及崇祀的对象，我们发现民众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信仰体现出儒、释、道杂糅的现象。
佛教从西汉末传入中国以来，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佛教灵验故事的盛行为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而这些故事的广泛流传也对民众信仰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在魏晋时期，小说以“实录”精神示人，晋代有“良史”著称的史官干宝，就编纂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记述神奇怪异之事的小说《搜神记》，而他撰书的动机很大部分也是因为他深信确有很多灵怪之事发生。魏晋以后，这种观念一直存在，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便记载了大量的神怪之事，其中一条与承德碧霞元君庙有关，文云：
贝勒春晖主人言：热河碧霞元君庙（俗谓之娘娘庙）两厢，塑地狱变相。西厢一*卒，惨淡可畏，俗所谓地方*也。有人见其出买杂物，如柴炭之类，往往堆积于庙内。问之土人，信然。然不为人害，亦习而相忘。或曰：“*不烹饪，是安用此？《左传》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其他精怪欤？恐久且为患，当早图之。”余谓天地之大，一气化生。深山大泽，何所不有。热河穹岩巨壑，密迩居民，人本近彼，彼遂近人，于理当有之。[9]
纪昀是清代的大学者，他对*出没之事持肯定态度，这说明*神灵怪之事在社会传播相当广泛，且信众颇多。
纪昀像
中国古代即有“泰山治*”之说，这种观念杂糅了中国传统的**信仰与佛教地狱观念，影响颇深。不仅仅是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与本土的传统信仰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就是本土生长起来的道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纳了很多中国原始时代的俗神，如火神、药王、茶神、农神等，其中有很多是传统礼制中尊奉的坛庙神祇。可见，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又一突出表现是承德地区诸多坛庙的崇祀神祇存在杂糅混合现象。如康熙54年敕修、乾隆28年重修的开仁寺，本为祭祀关帝所建，但寺中又有观音、如来、文殊、普贤等佛菩萨；康熙50年民建火神庙，除了供奉火神以外，还崇祀弥勒佛；建于晚清的红庙，除了祭祀刘备、关羽、张飞以外，还祭祀道教神斗姥；乾隆年间建造的九云顶娘娘庙（碧霞元君庙）主要崇祀元君娘娘，但庙中仍供奉药王、龙王、雹神、龙王、火神、十殿阎君、玉皇大帝、雷公等等。神祇的多元化凸显出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互融，甚至在一些坛庙的管理上也出现这种特点，如双塔峰的关帝庙即由僧人悟真主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中对此有明确记录：“距双塔峰里许有关帝庙，主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双塔峰坠下一石佛，今尚供庙中。然仅粗石片，其一略似佛像而已。”[9]据僧人悟真所说，关帝庙除了供奉关帝外，还供奉石佛，可以窥见清代承德坛庙神祇的多元化特点，生动地说明了儒释道文化在民间的杂糅与交汇。
三
保护与开发——承德坛庙文化与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一）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离不开寺庙文化的深厚底蕴
承德作为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有其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坛庙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由于时间以及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坛庙都湮灭无闻，只能存留于纸质文献甚至人民的口耳相传中。但是坛庙文化的开发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承德外八庙图
首先，针对各种坛庙而产生的庙会文化，丰富了本地民众的精神生活，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因庙而生，最早是为了参加庙祭，民众云集，热闹非凡。久而久之加入了休闲娱乐以及商业等活动。如《燕京岁时记》记载了北京东西庙庙会盛况，“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记之流，无所不有。”[10]53随着承德地区众多坛庙的产生，也相应地繁荣了庙会文化。如因正月十五是火神的祭日，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举行庙会，一般持续半个月左右。届时，各地民众齐聚庙会，或经商，或祈愿，或看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又九云顶娘娘庙的庙会设在农历四月十八，实际上从四月十三日就有进香者相继而来，也是一片热闹景象。其他如正月初二文昌阁庙会、四月初八海云寺庙会、四月二十八药王庙庙会、五月初五城隍庙庙会，六月十三龙王庙庙会、六月二十隆兴寺庙会等，都是商贩与信众云集的重要日子，这些庙会集经济、文化、娱乐于一体，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庙会逐渐现代化，但它们所凝聚的精神却一直浸润着本地的非物质文化，成为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承德地区的坛庙文化为研究民俗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考察当地民众一年四季的风俗活动，莫不与多元的神祇信仰有关。如承德的先农坛的祭祀活动就比较有特色，“每年立春这天，由都统、道台、知府率下属及士绅等到坛前祭祀。祈求神祇保佑地方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祀时，“在坛前放置纸扎春牛一头，芒神一尊。旁有竹筒一个，内装飞灰。”[11]祭神仪式结束后，到“打春”时刻，都统下令点燃祭品，即春牛、芒神及竹筒。这预示着春季已到，春耕即将开始，勿误农时。其他如农历二月初二有祭土地神，祈求五谷丰登的风俗，与土地神信仰有关；五月初五，水田地区的民众会祭祀河神，祈愿风调雨顺，与河神信仰有关；七月十五放河灯祭*，与佛教、道教均有关；夏秋季干旱时节，在龙王庙前祈雨，与龙神信仰有关，除此以外，还有腊月二十三祭祀灶神以及祭祀鲁班等行业神的习俗等，都是坛庙神祇信仰的产物，甚至是一些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俗语、诗歌等，也是坛庙文化流传广泛有力证明。因此，坛庙文化不仅是城市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也对我们考察民俗发生、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有效保护现存承德坛庙，合理开发坛庙文化
承德的坛庙，大部分兴建于清代，坛庙的兴衰实际上也见证了清朝统治的兴衰，坛庙的历史文化价值巨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存的一些坛庙开展历时和共时的考察，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如位于丽正门右的关帝庙，在乾隆四十三年由民建改为敕建，非常隆盛，关帝庙是每年来承德朝拜乾隆皇帝的蒙古王公大臣的居住地，受到官民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坛庙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据载，关帝庙经历战争以后破坏严重，很多文物散失，“年修建承德剧场，将后殿琉璃瓦撤走改为布瓦。‘文革’期间，庙内部分附属建筑以及殿脊上的大吻走兽被拆除。”[11]年关帝庙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供游人观览。根据实地考察得知，现在的关帝庙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香火最为旺盛，来者多为求财、祈平安的百姓。现在，作为国家民宗局批准的道教活动场所，关帝庙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以及农历五月十三，都会举行祈福迎祥法会，届时将免费开放，以供民众祈福、观览。
又如位于西大街的城隍庙在清代曾充当过各国使臣的下榻场所，但这也无法改变其在后来逐渐走向衰微的趋势。民国期间，令城隍庙大伤元气的事件是被改建为戏院，古松被砍伐，石碑、塑像等都被移至后殿；上世纪40年代初，康元吉与承德县月牙山蟠桃宫主持韩子康共同努力，对城隍庙进行了修善和复原；建国后，因扩路需要，红照壁被拆除，其余建筑基本保持原貌，是承德市众多坛庙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实地调研得知，城隍庙的香火也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旺盛，大多数都是祈愿的民众，以本地市民居多。
以上两座坛庙的发展现状存在共同点，即客流量大的时间段基本一致，即每月的初一、十五。初一、十五烧香拜神、祈福求安是民间的传统习俗，民众来庙进香多寄寓着求财、求平安等世俗愿望。又如位于半壁山的魁星楼，是供奉魁星的道场，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复修以后，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旺季时每天的客流量能达到人，甚至在高考前夕，一天的客流量可达万人。“魁星点状元”的故事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拜魁星的目的即是希望学子能金榜题名，学业有成。由此可见，这些坛庙的世俗功能较强，光顾者多是祈福民众。
无论是儒、释、道结合的关帝庙还是以道教场所著称的城隍庙和魁星楼，它们都是清代承德坛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坛庙都已经毁坏无考，但是它们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们这座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这些坛庙的文献记录的“前生”还是复建后的“今生”，都值得我们重视。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已经成为承德享誉世界的最靓丽名片，要打造国际化旅游城市，还必须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承德，有“百庙之城”的历史，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这段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选取有代表性的坛庙进行宣传、开发。我们完全可以将承德坛庙文化融入到“避暑山庄文化”之中，构建避暑山庄——外八庙——坛庙为一体的独特的清代皇家文化旅游资源，既可以为世人提供新的文旅景点，也可以有效提升存世坛庙的文化价值。就整体来看，承德现存的诸如文庙、关帝庙、城隍庙、魁星楼等坛庙亟需我们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使之在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地方历史、打造国际名城等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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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树平（—），女，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地方民俗文化。
文章原载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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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尔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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